我第一次去台北时，还不知道张悬。那时，我知道张震，我知道侯孝贤。侯导的一部《最好的时光》就是我对台湾的全部印象。
就像我对台湾的一切知觉都在回北京后的日子里才逐渐苏醒，苏醒之后又再难在北方首都里找寻汹涌的太平洋和黑夜深巷中风扇吊灯和搪瓷碗的存在一般，我也再找不到台北几颗钢蹦换一碗乳白甜豆花的痕迹。我喜欢的导演塔可夫斯基在电影里说：没有说出口的感觉才是最难忘的。然而如同担忧深巷里的豆花小店会在某一天彻底关门歇业，我也怕我的感受会在未来某一日被消磨殆尽。也许趁早写下来，是最好的。
我在晚上8点半迈进台北这家豆花店的时候，店主大叔正要歇业。我摸摸兜里的零钱，掏出来给他，并承诺我很快吃完就走。他把钱交给身边的姑娘，示意我到后面坐着。虽然已经是快要关门的时间了，店里还是有很多人，有镜子，镜子里映着人。天花板也是白色的，吊灯垂下来，映的店主大叔的袍子白花花的。我身后的空调看起来已经不工作有一段时间了，灰黄灰黄的，但只是旧，没有落灰。风扇好像年事已高，每一次颤动都发出嘎吱的声响，它扭过头来，偶尔送来一点凉风。盛豆花的姑娘用的是大铁勺，豆花被放进搪碗里，滑滑软软的铺满碗底，一层一层最后占了大半的深度。姑娘递给我一个小铁勺，就是小学食堂提供的那种铁勺。
后来我总是同别人提起那次在深巷里吃豆花的经历。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豆花也有咸的。再后来我提的次数多了，朋友走到哪看见了豆花都会拍给我问：这是你喜欢的那种么。然而不是盛在搪瓷碗里的豆花，单是看着就不是那滋味。到最后朋友问我，你喜欢的那种豆花到底是什么啊。是啊，在北京我连豆花究竟是什么都弄不太清。
唯一一次让我再度寻回台北几个钢蹦换一碗正宗甜豆花的感觉，是今年5月在香港。我同朋友在旺角闲逛，在接近热带的闷热天气里远离了旺角繁华的商街，走到了一处沿街店铺都有向左推的拉门，店铺里都散发着暖色调冷光的街道。就在这条街上，我又买到了一碗亚热带的豆花，这一次上面放了红豆。等着豆花端上来了功夫，我一直在看前坐的大叔，他满身纹身，戴着墨镜，在用手机看动漫。这一次的店主还是个大叔，他把豆花盛在塑料盒里给我，把塑料袋打上结，用两根手指拎着递给我。那时也快晚上9点了，和2014年在台北差不多的时间。我和好友又向旺角商街走去。那天晚上，好友陪我逛了二楼书店，陪我吃了鱼蛋。再后来在北京，和另一个朋友吃饭，她看着菜单忽然问我要不要尝尝这里的玫瑰豆花。我说好。豆花上来的时候，也是装在搪瓷小碗里的，上面的那一层焦糖略甜，然而底下的豆花还是那样入口即化，只留一种清香以供回味。这是我在北京吃到的最接近记忆里味道的豆花。每一次尝到这个味道，就好像又回到了台北深巷里，豆花师傅的衣袖白白的，姑娘端着那碗豆花给我。我用勺子挖一口，吸溜着咽下去，就像看了一部小津安二郎电影的感觉。所有的喧嚣与我无关，只有风扇安静的响着。我后来常常跟人说，我在吃豆花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生活。就是一种在浮躁中安然的生活。一种让人在深夜里走着，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也会对活着的每一天充满期待的生活。
我想我也可以这样生活。无论在哪里。
图&文/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