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家以前开饭馆，早上卖凉拌粉，瓦罐汤，中午和晚上卖小炒。
这么个小破门面，进进出出四五步到头，当然不指望靠它发财啦。有客人来，就抡两下子勺头炒两个菜，没客人时就自己家人坐着嗑瓜子聊天，大伯他们一日三餐也都是在店里吃，所以说是饭馆，其实是大伯家的饭厅。
说起大伯，早年是出了名的败家子。顶了我爷爷钢板厂的职，没干几年，也不知是招惹了谁，居然莫名地坐了牢。出来之后工作自然是丢了，每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些吃喝打混乱七八糟的勾当。跳舞跳来个花容月貌的老婆，又跟别人跳舞跳跑了。生下个儿子遗传了妈妈的脸蛋，不务正业倒是向着了爹。在一个男孩子身上这两件事情反正一样地糟糕。
这父子二人跌跌撞撞鬼混多年，终于在一间小小的铺头里生了根。卖爆炒腰花，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啤酒鸭，卖这些总会有人喜欢吃的菜。生意虽然几乎是没有，但靠着家里人间或的接济，也居然成功地安身立命了。
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我妈妈很不愿意我同这一家子人接触，连带着我的奶奶我妈妈也很不喜欢，不知道只是些平常的婆媳积怨还是什么原因，她从来也不去看望我的奶奶。我奶奶，乐得坐在大伯的小饭店里欣赏她的独孙不务正业，也不来看我们。
在大伯没开上饭店之前，日常的工作里有一项是来找我爸要钱，他神出鬼没于我爸单位外边，待看见他弟弟的身影远远地晃了过来，就刺溜一下蹿上去。多年下来他们兄弟二人已经训练得很有默契，常常不发一语就能完成掏钱、接钱、扬长而去的过程。给的钱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的二三十，大伯倒也从不嫌少，照单全收。
我妈妈对于我爸爸的懦弱十分不满意，在她看来我那大伯同我的奶奶，完完全全就是两个累赘，至于我那哥哥，在我妈看来，完全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的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于自己大儿子的情况无能为力。他糊涂混乱的晚年里常常一个人默默怀疑着大伯非自己的血脉，有时会流着眼泪喃喃，“老方家绝后了哇”。可能在他习惯沉默的外表下其实也并不甘心自己会有这样没出息的后代吧。
所以当家附近那小饭馆以前的小老板回家结婚时，我妈迅速地盘下了那个小店面，当做礼物一样敲锣打鼓地送给了我大伯。混惯日子的父子二人哪里会炒菜呢，但是大伯后来居然也真的能做一手好菜了，他的“从良”，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或许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比如说一个门面房。
这就是大伯开饭店的始末，一开就是七八年。
每年过年，我们要到大伯的店里去吃年饭。虽然妈妈毫不掩饰对这家人的不屑，但是过年的时候总也会给我穿身新衣裳叫我早早地坐到大伯店里去。白天我们放炮仗，摔炮和烟花，吃瓜子，吃糖果，吃点心。我从来不觉得哥哥是坏孩子，因为他总带我玩各种好玩的东西，还带我吃炸香蕉。
到了晚上，把做生意的方桌子收起来，摆上大圆桌，一桌子的菜密密麻麻排上来，我坐在桌边欢呼雀跃。大人之间的关系再奇诡和尴尬，小孩子是察觉不到的，我关心的只是糖盒子里还有多少喔喔奶糖，哥哥有没有给我买金币巧克力。
很多个年夜，我们全家一起在大伯的店里吃一顿尴尬的年饭。爷爷过世之后，因为钱的事情，爸爸和大伯两人曾经在这小饭馆门前大打出手，后来兄弟二人彻底反目，只是因为奶奶的缘故，年饭还得照吃。
我慢慢地长大。慢慢开始明白了一些大人之间的事情，年夜饭在别家是团圆和幸福，在我们家却仿佛例行公事一般地冷淡。
有一年，一家人正不冷不热地围在大圆桌边上吃年夜饭，忽然一个满身寒气的男人撞进来，呼喇坐下，说，“老板，一个韭菜鸡蛋盖浇饭。”
我大为吃惊，年三十了谁跑到小饭馆吃盖浇饭当年夜饭啊？大伯倒是见怪不怪的样子，很快炒好一份盖浇饭端给那个男人，新鲜的韭菜冒着绿油油的热气，二锅头一瓶“啪”地打开。
那个异乡的男人，低着头大口扒着饭，不知道他会不会偶尔抬头看见我们家这表面上一团和气的幸福景象，而心生酸楚。反正他也不会知道，我们家这团年的热闹其实也只是勉力维持的假象。
七八岁的我出神地盯着那个男人不声不响地吃完，不声不响地告辞，对我家的年夜饭视而不见，对贺年声音置若罔闻。
多年之后，我也离开家在外边过生活，有的时候过年也是一个人没有亲人陪伴。只是现在的我并没有勇气，在那团圆的夜晚，孤独地闯进一帘温暖灯光去目睹他人幸福的人生。
文/栗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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