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中午来不及回家,在学校吃。校门口3、5块一顿的小炒馆子,多数学生消费不起。住校同学吃食堂,走读生,往往从家带饭。
带饭,用铝饭盒。若你没见过,不妨拿出口袋里的iPhone,想象它放大变厚许多倍,圆角还是圆角,玻璃面板改成铝的,正面还蚀刻着红旗和「农业学大寨」的字样。它是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是一般家庭给纱布、针筒等医药用品消毒的简易工具。
清晨到学校,先去食堂。食堂墙外有水泥砌的蒸柜,打开门,木制蒸格上早摆满饭盒。我的饭盒里,是昨天晚餐剩下的饭菜,在一些特别日子里,也许还有一个煎荷包蛋。饭盒放到蒸格上,上课去。
然后用整个早上四节课的时间,挂念那一盒饭菜。调皮的学生,愿意坐在最后一排,离下课还有几分钟,趁老师转头写板书的功夫,悄悄从后门溜走,跑去食堂。
远远看见蒸柜的门已经大开着——原来还有更早溜号的。一股杂合了饭菜味与木制蒸格味的复杂气味,悠悠在空气中旋转。气温只有十八度,春天的正午阳光却如此强烈,照在其实并不反光的饭盒上,烧灼缺少油水的胃。
那时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25斤,通常是大米,用自行车驮回家。家里还养鸡。去畜牧局仓库买饲料,也用自行车驮回家。人与鸡,一般地混吃等死。
那时的我们是那么地饥饿与贪馋。县上同学回家探亲,带来煮好的带皮腊肉,切成寸许见方,九肥一瘦,油乎乎,香气诱人。公平起见,划拳分派,约定赢家吃一砣。吃到后面,腻得想吐,规则变成输家吃一砣。
再馋,可也没馋到偷吃别人饭盒的地步。拿错饭盒是常有的事,丢失饭盒却似乎不常见。「隔锅香」,错拿的被错拿的,都有机会吃到别家的饭,倒也不错。
于是每天中午,少年们就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聊着天,享用午餐。偶尔有那么一阵子,大家都在埋头刨饭,人声陡然静止,柳树、槐树、梧桐树哗哗作响,蚂蚁在地上匆匆爬过。嘴里一口饭,眼里、心里、耳朵里,装了整个世界。
一饭之间,我们突然长大、变老。每当自鲍参翅肚的盛宴退席,总会醉醺醺望向车窗。车窗反光,见到醉汉一个,也依然看见那些少年,拥有近乎无限的未来选择。定睛看时,却只有嘴角法令、眼角鱼尾,以及额头深烙的抬头纹。倏然惊醒,不觉已满眼泪水,模糊归途。
又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