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中午来不及回家，在学校吃。校门口3、5块一顿的小炒馆子，多数学生消费不起。住校同学吃食堂，走读生，往往从家带饭。
带饭，用铝饭盒。若你没见过，不妨拿出口袋里的iPhone，想象它放大变厚许多倍，圆角还是圆角，玻璃面板改成铝的，正面还蚀刻着红旗和「农业学大寨」的字样。它是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是一般家庭给纱布、针筒等医药用品消毒的简易工具。
清晨到学校，先去食堂。食堂墙外有水泥砌的蒸柜，打开门，木制蒸格上早摆满饭盒。我的饭盒里，是昨天晚餐剩下的饭菜，在一些特别日子里，也许还有一个煎荷包蛋。饭盒放到蒸格上，上课去。
然后用整个早上四节课的时间，挂念那一盒饭菜。调皮的学生，愿意坐在最后一排，离下课还有几分钟，趁老师转头写板书的功夫，悄悄从后门溜走，跑去食堂。
远远看见蒸柜的门已经大开着——原来还有更早溜号的。一股杂合了饭菜味与木制蒸格味的复杂气味，悠悠在空气中旋转。气温只有十八度，春天的正午阳光却如此强烈，照在其实并不反光的饭盒上，烧灼缺少油水的胃。
那时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25斤，通常是大米，用自行车驮回家。家里还养鸡。去畜牧局仓库买饲料，也用自行车驮回家。人与鸡，一般地混吃等死。
那时的我们是那么地饥饿与贪馋。县上同学回家探亲，带来煮好的带皮腊肉，切成寸许见方，九肥一瘦，油乎乎，香气诱人。公平起见，划拳分派，约定赢家吃一砣。吃到后面，腻得想吐，规则变成输家吃一砣。
再馋，可也没馋到偷吃别人饭盒的地步。拿错饭盒是常有的事，丢失饭盒却似乎不常见。「隔锅香」，错拿的被错拿的，都有机会吃到别家的饭，倒也不错。
于是每天中午，少年们就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聊着天，享用午餐。偶尔有那么一阵子，大家都在埋头刨饭，人声陡然静止，柳树、槐树、梧桐树哗哗作响，蚂蚁在地上匆匆爬过。嘴里一口饭，眼里、心里、耳朵里，装了整个世界。
一饭之间，我们突然长大、变老。每当自鲍参翅肚的盛宴退席，总会醉醺醺望向车窗。车窗反光，见到醉汉一个，也依然看见那些少年，拥有近乎无限的未来选择。定睛看时，却只有嘴角法令、眼角鱼尾，以及额头深烙的抬头纹。倏然惊醒，不觉已满眼泪水，模糊归途。
